郭文安:一本教科书,一生教育情

2021-08-23 12:09来源:网络整理

原标题:郭文安:一本教科书,一生教育情

郭文安:一本教科书,一生教育情

郭文安

1952年,郭文安成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(华中师范大学前身)教育系第一届学生,与华师结缘。从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到2021年在桂子山上迎来他九十华诞,屈指算来,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69年。69年间,他甘为人梯,辛勤培育学生;他脚踏实地,认真做好科研;他笔耕不辍,,一生精心编撰《教育学》教材。

一部优秀的教材就是一座学术的丰碑。由王道俊领衔主编的《教育学》持续畅销近40年、共编印了7版、累计发行近800万册,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编写最早、发行量最大、读者最多、覆盖面最广、影响力最为深远、堪称经典的教育学教材。该教材先后荣获过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、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、国家级优秀教材奖、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。

也许很少人知道,从上世纪60年代起,郭文安就开始参与《教育学》教材的编写与统稿工作。1956年,郭文安毕业留校,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一名教师,主要从事教育学、教育学原理方面的研究。教育学作为师范院校、尤其是教育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,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上世纪50年代末,在时任学校副教务长、教育系主任邵达成的发动与组织下,教育系成立了《教育学》教材编写组,开始推进编写工作。编写组克服了诸多困难,人员与分工也几经变动,最终在新任教育系主任常春元的领导下,于1962年出版。彼时还是青年教师的郭文安撰写了该书总论部分的两章内容。

“据说那个时候,我国有五所师范院校同时编写《教育学》教材,号称‘五朵金花’。不过,这‘五朵金花’只开了两朵。一朵我们学校的,一朵是华东师大主编的。”郭文安回忆道,“如今看来,尽管这本教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,但却为我校教育系今后编写教育学相关教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,培养并锻炼了编写人才。”

1978年,郭文安与王道俊、董祥智一起,参与编写由河南师范学院(河南师范大学前身)、甘肃师范学院(西北师范大学前身)、华中师范学院(华中师范大学前身)等五所院校合编的《教育学》教材,俗称五院校《教育学》。“我开始的分工是撰写‘德育’这一章。后来,王道俊老师还专门叫我到北京参加该书的统稿工作。”

1980年,五院校《教育学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,反响良好,几经修改,数次再版。彼时,我国教育学开始在反思基础上进行恢复与建设,大量有关教育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,教育事业蓬勃发展,先进经验和教育科研成果纷呈,关于教育学的探索与思考日渐丰盈。

郭文安记得,在五院校《教育学》出版后不久,大约是1982年下半年,学校又启动了《教育学》教材的新的编写工作。此次编写不是“小修小补”,而是随着教育学科的与时俱进,力争在教材质量上有显著提高。

谈起这次编写,即便时隔多年,郭文安依然如数家珍。“刚开始要求我写‘德育(上、下)’与‘班主任’,共三章,大约一年多的时间,我就完成了任务。稿子交上去后,编委会又把‘教学(上、中、下)’三章交给我编写。这是一个比较复杂难写的章节,工作量还是挺大的。因为对修订的要求很高,我也很想交出有质量的稿子,于是找了很多和教育相关的书来看,包括西方的一些教育学著作。看了之后,我有了新的感触与启发,除了理论上的充实与更新之外,希望在这本教材的理论阐释中恰到好处地融入相关的教学案例,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,提升教材的科学性、实用性与可读性,算是这本教材的特色之一。”

郭文安笑言,“因为我边提炼理论边筛选案例,再加上还有日常教学工作,所以写作进度有点儿慢。王道俊老师看我拖了两年迟迟没有交稿,放心不下,还专门跑到我家里,问我写得如何。我就把自己写好的稿子给他看。王老师看了之后,就说你不要赶时间,继续安心写吧。王老师给我吃了颗定心丸。接下来我继续很认真地写。不光是我,其实王老师承担的‘教育目的’一章,写得比我还认真。书稿交上去以后,很快就通过了,负责的编辑说基本上找不到什么问题。”

1989年,《教育学》出版,因为编写方式与内容较之以往有较大的改进,这本教材也被称为新编本,一经推出,便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。

从1989年的新编本到2016年的第七版,数十年间,郭文安一直把这本教材的修订放在心上,他与王道俊团队一起,不断在修订中更新学科进展,力求反映教育发展与变革的时代特征与新需求。其间花费的心血和精力可想而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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